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叠加碰撞、交织发酵，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完善全球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作为负责任大国，我国日益融入国际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方向，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是时代课题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哪些会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意义何在？
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发展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上升，国际社会面临诸多错综复杂的全球性问题。
一是全球经济长期疲软。全球经济面临增长速度放缓、债务危机加重、宏观金融风险加大等一系列挑战。联合国发布的《2025年全球经济形势与前景年中更新》显示，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2.4%，较2024年2.9%的增速明显回落。二是地区冲突多点频发。俄乌冲突延宕，巴以、黎以、伊以冲突蔓延，泰柬边境激烈交火，苏丹、布基纳法索、叙利亚、阿富汗等多国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地区冲突外溢带来移民问题、社会动荡等风险交织，进一步恶化全球发展环境。三是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提出，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达到新高度，部分后果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内不可逆转。2024年，全球平均近地表温度、温室气体浓度、海洋热含量、全球平均海平面等指标均达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四是全球粮食危机严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发布的《2025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2024年53个国家和地区共有超过2.95亿人陷入严重饥饿，较2023年增加1370万人。面临灾难性饥饿的人口数量达190万人，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五是全球贫困和不平等加剧。在地区冲突、经济低迷和极端气候频发等多重危机冲击下，全球贫困问题愈加严峻。世界银行发布的《贫困、繁荣与地球》报告显示，全球有近7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15美元，占全球总人口的8.5%，预计到2030年仍将有7.3%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六是全球数字鸿沟拉大。世界各国以及地区、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十分突出。据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2024年事实与数据》报告，预计2024年5G将覆盖全球人口一半以上，但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距，高收入国家84%的人口被5G覆盖，而低收入国家只有4%的人口可以使用5G。
全球治理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各行为体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应对全球性挑战、管理全球性事务、维护正常国际秩序、扩大全球公共利益的过程与行动。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机制的建立，开启了现代意义上全球治理实践的序幕。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拓展，全球治理实践迅速展开，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网络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效。
如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然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制约了全球治理成效。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普遍最广泛的国际组织缺乏强有力权威，国际关系法治化和民主化尚未实现。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受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干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的发展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加重，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为自身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
一方面，参与全球治理是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的体现。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从世界体系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以及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显著增强。面对严峻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我国也有能力、有信心、有经验、有底气为推动全球发展、共建美好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另一方面，参与全球治理是共建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局限性显露无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给各国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就是要对现存的不公正、不合理安排进行改革和创新，使之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现实，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为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
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如何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全球经济治理是指各国通过协商在货币金融、经贸投资等领域建立国际规则，借助二战后形成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正式国际组织以及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平台机制，加强宏观经济协调、减少金融不稳定性、降低经济活动交易成本，进而提升世界经济韧性与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过程。
当前，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保护主义盛行，国际经贸秩序遭遇冲击，金融稳定风险加剧，世界经济复苏步伐频遭阻滞，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骤然上升。然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各国亟需在财政、金融、货币等方面加强宏观政策协调，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迎难而上，在丰富和创新治理理念、应对公共赤字、推动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建设稳定型世界经济。呼吁完善风险防范和应对体系。我国多次强调，主要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要负起责任，增强汇率政策协调，谨防相关政策的外溢性风险。呼吁国际社会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形成全球金融风险全流程处理机制，涵盖风险监测、事前预警、有效处置等关键环节，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危机救助，确保其能够有效应对风险。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借助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平台机制，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按照各方商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推进份额改革、进行股权审议，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包容性和创新性方案。我国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具包容性、针对性和多元化的融资选择。新开发银行加大对金砖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本币贷款比例，推动成员国加强金融政策协调，增强应对汇率波动风险的能力。
加强多边贸易治理，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断扩大开放，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当下，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以“对等”之名行单边主义、贸易霸凌之实，严重破坏国际贸易秩序的健康稳定，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相悖。与之相对，我国为全球贸易畅通与产业链优化作出努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世界贸易和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为打造开放、包容、有韧性的世界经济作出贡献。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金额为11.29万亿元，增长4.7%，占进出口总值的51.8%，较去年同期提升0.9个百分点。其中，对东盟进出口3.67万亿元，增长9.6%。同期，对欧盟、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也实现增长。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谴责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人为地割裂世界市场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推进包括恢复争端解决机制全面正常运转在内的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丰富并创新发展理念和方式。积极应对全球发展赤字，为全球发展融资提供重要补充。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发布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提出，大国对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多边主义的支持有限且不断减少，财政空间不足，成为实现全球目标的主要障碍。我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各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开展知识经验分享，谋求绿色可持续发展。我国发起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将自身发展经验惠及全球，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我国承诺落实“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到2030年为伙伴国开展10万人次培训。此外，敦促发达国家履行责任义务，兑现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的承诺，提升其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和实现绿色发展的能力。高度重视技术赋能，助力跨越数字鸿沟。由于基础设施落后、技术能力不足、资金与人才短缺，全球南方国家正在陷入日益扩大的技术鸿沟、数字鸿沟、智能鸿沟。加之部分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贸易霸凌和“退出外交”行为频发，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数据资源的获取能力提升。我国多次呼吁加强全球科技创新合作，通过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等举措，弥合数字鸿沟，适应产业变革。
共同破解全球环境治理难题
全球环境治理面临怎样的困境？我国采取了哪些措施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参与全球环境气候治理？
俞海（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环境治理陷入困境。
全球环境风险挑战日益严峻。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极端气候事件更加频繁，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土地荒漠化形势依然严峻，给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挑战。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4年气候状况报告》显示，2024年是175年观测记录中最热的一年，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达到新高度。联合国发布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169个具体指标中，仅35%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缓慢、18%出现倒退。
发达国家绿色发展共识的弱化冲击治理体系。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低迷、复苏动力严重不足，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美国宣布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削弱了全球减排框架的约束力。欧盟受地缘政治变化、经济低迷、能源危机等因素影响，绿色进程遭遇多方面挑战。发达国家绿色发展共识弱化、战略收缩，降低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履约意愿，损害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公平、效率和成效。
行为主体博弈加剧治理无序化。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主导低碳规则制定，通过技术垄断与资金壁垒破坏制度公平，漠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不足，加之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承诺兑现率较低，发展权益与减排义务的平衡难以维系。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多边治理体系碎片化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全球环境治理无序化。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面临不少挑战。一方面，经济发展、减污降碳、改善民生等多重压力叠加。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对传统能源、水资源等刚性需求快速增加，加剧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风险。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通过技术垄断和规则主导对新兴经济体进行双重挤压。发达经济体依靠碳捕集等领先技术掌控低碳供应链，提高技术许可费用，抬高新兴经济体减排成本。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要求进口商品提交部分环节的碳排放数据，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出口企业的检测认证成本。发达经济体刻意淡化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减排压力，在气候资金和技术转让上行动迟缓，新兴经济体权益得不到保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等文件，为绿色低碳发展指明路径。建立全国统一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打造区域绿色发展高地。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缩减，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严控“三高”产能规模，稳妥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53.2%，比2023年下降1.6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28.6%，比2023年上升2.2个百分点。推进城乡建设发展和绿色生活方式转型，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发展绿色建筑、绿色交通。
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国在致力于解决自身环境问题的同时，坚持多边主义，建设性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努力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积极引领国际谈判，通过领导人气候外交增强全球气候治理凝聚力，推动达成并率先签署《巴黎协定》。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表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立场，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大动力。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解决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诉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协调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新蓝图，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首批项目为6大洲15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资助。通过加强南南合作、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截至2024年10月，我国已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3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展近百个减缓和适应项目，成立中阿、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在蒙古、中亚、非洲建立防沙治沙示范基地，助力发展中国家荒漠化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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